在大荔的传教活动
符恺励(Erik
Folke)于1889年的三月拜访通州府，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大荔市，因为一名来自附近渭南市的病人，而展开了传教的任务。查明道(Carl
Henrik Tjäder) 及佰信诚(August Berg) 于1892和1893年相继来到了大荔。最年长的高明孙(Gao
Mingsun)和Fan 传道是早期同工。其它早期的传教士有Gustav Adolf Stålhammar, Anna
Erikson, Sigrid Engström及透过四个福音传播者和两位圣经女士协助的Nils 和Olga
Svenson。在瑞华会1915年的纪念期刊里描述，Svenson夫人一直奉行着完善的医疗护理:
进行了九个手术，其中七个用了氯仿麻醉。260名病患在宣教站里接受治疗，对380名的病患进行到家看病。当年会员数达到了42人。12位学生在男子学校上课。大约有12000册的圣经节录、250本新约圣经和16000册的福音单张遍布该地区。
1916年的报告里描述Nils和Olga Svenson
经历了传教工作的大成功。三个大型会议在城市里及前哨站潼关举行，20个人参加了教会洗礼。潼关后来成为一个独立的教会，当时雇用了两名传道人。三个人负责书册的销售和布道。另外三兄弟(传道人)负责帐篷传教，他们带着他们的帐篷在39天内拜访了8个城镇。在好几个前哨站进行了例行性的传教工作。1916年的秋天,Olga
Svensson给圣经女士上了一个月的圣经课。她还进行了一次全面性的医疗服务活动。针对680名病患进行到家看病，在宣教站治疗了5666名病患。14个人在当年戒掉了鸦片瘾。男子学校里有23名学生。教会在年底有62名成员，募集的基金也达到了96.9克朗。
当时，抗日战争期间的混乱和不确定性影响了所有的教会。大荔常常受到不定期的炸弹轰炸，宣教活动因此而中断。然而，日本从来没有侵略西部的陜西省，所以陕西的传教工作并没有被影响的像山西和河南那样严重。
直到战争结束，大型圣经学校"符恺励圣经学院"都一直待在当地。那里许多中国福音传道人和牧师都受了相当完善的教育，对教会的发展有所贡献。
大荔教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从1891到1940年的教会历史都详细地记载于大荔教会创立五十周年纪念特刊里。该特刊在中国发表于1940，因为特刊里记录着一些传教士的中文名字，所以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没有这本特刊的话，很多当时的资料早就已经遗失了。
在大荔(通州)举行的大会议。该照片于1899年摄影。
大荔(通州)的宣教站
高，传道人和他的家人，他的姓名应该是叫高明孙
应该是在宣教站外的驴车。横幅上写道: "耶稣救世人"
胡林德夫妇离开大荔
在大荔的基督徒妇女与儿童
女子圣经班，1929年
女子学校的学生，1930年
刚受洗的信徒，1931年
圣经学校，1936年
与Hui牧师的按牧典礼，1938年
女子课程，1944年
1947年在大荔的圣经学校。可能是在运城和山西省的高等神学教育学院因为日本占领而关闭之后，符恺励(Erik
Folke)在大荔开的圣经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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